楚天翔和曾静来到孙老爷子这一桌敬酒。
刚才的一幕,这群老人都看在眼里,但没人发表意见,按照这帮大佬的想法,一群女人的事情有什么不好解决的,不就摔了手镯吗,几千万,这帮大佬们还没放在眼里,大不了赔点钱的事。
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
刹那间,孙老爷子想叫儿子过去看看,毕竟是自家的事,但转念一想还是放弃了,家族的矛盾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激化,楚家母子吃点亏,不行就多赔点钱,安慰几句。
他忘了,人是有尊严的,尤其是像楚秀这种文化家族出来的精英,礼让三尺可以,但不能没有底线。
也许在他骨子里,还认为楚天翔母子不能够跟曾家平起平坐。
这就是商业家族的短视。
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,任何朝代都有商人的影子,但封建社会基础理论的制定者把商人这一群体看得非常清楚:
士农工商。
这是孔子,孟子,董仲舒,朱熹等大儒对社会阶层的排名,以此影响了华夏文明上千年。
商人地位最差,即使到了明朝,农民或者叫员外有钱可以穿绸缎,商人只能穿麻衣,违例则斩。
这群人天生有缺陷:见利而忘义,缺乏基本的道德底线。
德国那位马先生也说过:“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,他们就敢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。”
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把这群人看个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
明朝从万历到崇祯年间,晋省商人把大量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的通过蒙古运往东北,以资鞑虏,获取了天文数字的暴利,成就了后来的晋商‘美名’,想想都可笑。
要知道,华夏文明几千年的传承,儒家思想深入人心,其对世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:
大丈夫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
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。
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们做不到这两点。
从古至今,无论是帝王之道,还是士人之道,都是以人为本。
唐太宗李世民讲‘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’,水者,百姓也。
宋朝范仲淹说出了士人的心声: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’,无论是君,还是民,都是人。
商人不同,他们不考虑人,他们考虑的是钱,是财富。
出发点不同,目标更不同。
两股道上跑的车,不是一条路啊。
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但反过来说,上层建筑又制约着经济基础。
从秦朝的吕不韦,明朝的沈万山,再到清朝的胡雪岩,都是史书上大名鼎鼎的大商人,结局都是破家身灭。
近到川普大统领,王爸爸,马爸爸,都是在忘乎所以,赚钱没底线的情况下,被政治和世人所抛弃。
M国的政治精英追杀大统领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位商人破坏了M国几百年来的政治游戏规则,这可是立国之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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