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想老宫女谈这些事的时候,多半是在1948年的冬天。那时正是雨雪凄厉、鸡鸣不已的关键时刻。傅作义的兵多半撤进城来了,解放军试炮的炮弹已经落到东单广场上。满街是兵。我的家也被波及到了。一个国民党军当官的闯进院来,说他的家眷要住我租来的闲房,因为孩子到外婆家去了,冬天有房空着。真是“秀才遇见兵,有理讲不清”。我的嘴皮子没有枪杆子硬,《诗经》上不是早就说过吗,“维鹊有巢,维鸠居之”。据传说,鸠的粪有恶臭,拉在鹊巢里,鹊怕臭只好躲开罢了。我没处可躲,唯一的办法是紧闭窗门、蛰伏在屋子里。我的病明显恶化了,百无聊赖,就想起该请老宫女给讲讲太后去西安的事。
老宫女委婉地拒绝了。用她自己的话讲:“我自从13岁进宫,像鸟装进笼子一样,只要出了神武门,东西南北全不清楚,我怎么配讲老太后去西安的事。当时坐在蒲笼车里――蒲笼车是东北话,车帮上两边各有两个槽,把一丈多长的竹板子弄成弓形,放在槽里搭成架,用芦铺在架上,外形像罗锅桥桥洞似的棚。既可以遮阴避雨,平时又可通风。出逃的时候,我们下人坐的就是这种车。身底下铺的又少,浑身长满了痱子,衣服全臭了,头发根下成片的痱毒,坐一天车摇得骨头节全是酥的。反正我也想开了,什么也不问,车拉到哪里,哪里就是我的家,昏天黑地过了两个多月,我能说什么呀!”她像倒了核桃车似的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套。我说:“您仔细想想,分阶段地想,就会想起来的。譬如出逃以前,逃跑的早晨,第一天的路上,初次外宿,或者路上的特殊情况,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,都是谈话的好资料。只要是您看到的事,都可以说说。”她不言语了,半天仰起脸来说:“成本大套的我可不会说,只能说我知道的一星半点儿。”我说:“那就很可贵了。”于是她断断续续地给我谈了以下的这些事情。
珍妃死在西行前
珍妃死在西行前
“逃跑是在光绪二十六年,即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(1900年8月15日)的早晨,也就是俗话说――闹义和团的那一年。”老宫女一边回忆,一边慢慢地说,“虽然这事已经过了40多年,大致我还能记得。
“我记得,头一天,那是七月二十日的下午,睡醒午觉的时候。――我相信记得很清楚。老太后在屋子里睡午觉,宫里静悄悄的,像往常一样,没有任何出逃的迹象。这天正巧是我当差。
“我还要絮叨几句。这一年是我第二次回到宫里来,太后对我格外开恩,所以我特别小心,不争宠,不拔尖,死心塌地伺候老太后。宫里变样了,春苓子、小翠已经离开宫了,老伙伴只剩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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