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可以认识几千个人。所以,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握——知道自己是否选对职业、找对配偶的确定感——令我们感到失落。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;我们无法抛开这种想法:人应该运用知识来做抉择。
以个人的角度来说,遭受奴役和过度自由都是沉重的现实,当有些国家承受着难以摆脱贫穷的绝望时,较进步的国家则承受着人口的过度流动,当人们与传统的根不断松动、不断重新适应新工作与新人际关系的流浪生活时,他经受的压力更大。有位作家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则故事,说有个男孩在短时间内搬了三次家,后来他在自家后院的橡树上吊自尽,钉在树干上的遗书写着:“这里是唯一有根的地方。”平均一年要拜访三十个国家的忙碌官员;公司不断转手、部属与上司年年不同的城市中产阶级;或是每次上杂货店都碰到不同店员的独居者,他们一直都有种断裂的感觉。在1957年,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六十五种货品:购物者认识所有的水果和蔬菜,而且都品尝过。到了1997年,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三百种货品,其中有上千种货品的超市不在少数。即使在选择晚餐时,你也处于不确定的情况中。这种选择的增加不是方便,而是令人混乱。当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多样选择时——你要住哪、做什么、买什么、和谁结婚——结果就是一种集体的焦虑,我认为,这充分解释了工业化的世界忧郁症罹患率升高的理由。
此外,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、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,我们无法清楚地掌握身边大部分的事物是如何运作的。微波炉的原理是怎样的?什么是晶片?如何用基因工程改变玉米?我的声音如何透过无线电话传到一般电话里?通过科威特银行到我纽约户头里扣的账是真的钱吗?这些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答案,但是搞懂我们生活中所有小科学问题是庞大的工程。就算你了解了汽车引擎如何转动和电力从哪来,也愈来愈不清楚日常生活运作的机制。
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。尤其是家庭的崩溃,以及孤独的生活。职业妇女无法与小孩保持亲密是个问题,过着缺少运动与活力的职业生活也是问题,活在人工灯光里是个问题,失去宗教的抚慰是问题,跟不上资讯爆炸的时代也是问题。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。我们的大脑怎么有办法处理和容忍这所有的事情?我们的大脑怎么会不受伤?
许多科学家赞同这种想法: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忧郁症,在我们的社会仍有其功能。进化论者希望看到忧郁对特定基因繁殖的正面影响——但若我们观察忧郁症患者的繁殖率,会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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