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于士大夫,可照亮前行,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,却又非全归于仁义者。失天下,必失仁义,此无可疑。仁义一时之失,未必就会致天下败亡,此有挽一时失仁义之术而已。有挽天之术,而曰天下不必本于仁义,是匹夫之见。不行仁义,纵能一时挽天倾,终不能长久。是故,天下之治终究归于行仁义。仁义乃天下所本,而非一时之用,讲仁义之用,则未过儒门门槛。”
至汉朝化大一统,天下之民皆称为汉人,而不再称秦人、楚人,齐人、燕人。汉儒的大一统本于天命,虽然后人说是编造出来愚弄下层的,但实际上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,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信这一套。从魏晋到隋唐,天命之说已经难以为继,避于江南的中原正统终不能光复天下,残民者昌,佑民者殃。
到宋朝儒学再兴,天命说被放弃,宋儒改以公天下、查治乱的正统说来代替。从古文运动到疑传惑经,再到六经注我,都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。然而宋儒的努力,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被蒙古所灭,中原陆沉的结果。这些努力,实际上随着宋朝的灭亡就离去了。
历史不能假设,认为宋朝不灭会如何,实际上宋朝出现这种思潮,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愿意做出让步,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威胁。没有外部威胁,内部矛盾就会转趋激烈,皇帝和士大夫相携相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。
宋亡之后是元,明灭元,之后又被清灭。清末正统论再次被拿出来鞭尸,从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,从破正统论入手,打破汉族的文化一元,中原一统,又是后话。
文武完足,徐平立下如此大功,来任宰相要职,比其他权相更显眼,会不会引起赵祯猜忌,甚至下毒手想多了,是把历史的特例当成了通例。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,并没有因为宰相威望过重,权力太大而让皇帝下毒手的。哪怕是宋太宗时期规矩未立,那时的权相赵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争,最后也没怎么样。一时失宠外贬是有,最后恩遇不失,安然去世,身后得享哀荣。
有这种想法,根本上还是没有认识到宋朝的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,并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言,而是整个政权的根本。在这种政治结构下,权力再大的宰相,也无法威胁到皇位。而再是猜忌心重、专权独断的皇帝,也不会对宰相下手,不然天下根本动摇。
宋朝的皇权与相权,有矛盾,但更多的是合作。双方之间不是你多我少,除了极个别的权相,大多数时候是相权加强,皇权随之加强。不认识到这一点,徐平怎么敢来做这个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无私,也得先为自己和家人考虑。
讲善猜忌,刻薄寡恩,手段毒辣,甚至是勤政,宋太宗都不下于清朝皇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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