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就是礼。新中国建立后,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惯便就学自于政府的做法,就是新的礼的生成过程,应该是自然而然的。司马光这一派不顾实际,妄图强推三纲五常,逆流而上,对后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
徐平身边的晏殊忍不住:“似如此,朝廷如此行善政利民,而避恶政害民也”
徐平道:“政无善恶,唯持其正。于朝廷,天下无性恶之民,唯有乱法者,乱法者治之可也。无性善之民,唯有行善者,行善者劝之可也。”
晏殊道:“一政出,民必有便之者,不便之者。若无善恶之民,政何以持正”
“听民声,查民心,可也。以政不便,必有所本,朝廷知其所本,此查民心也。以政为便,必有所本,朝廷知其所本,查民心也。查民心,不可只听其声,当查其心,此知民之所思也。诗三百,子曰思无邪,何耶此民声也。以此诗,对当时之政,学者当知何政出,民何思,此查民心也。知民心于何处便,何不处不便,朝廷渐次修之,此修德也。”
诗经之称经,不是因为里面蕴含了什么治国的大道理,那只是记录诗歌的,能有什么大道理。是因为诗经中记录的是民声,由民声而知民心,再去对照当时的执政者是如何对待民声,进行施政的调整。天下以民心为母,典籍里记载了政治活动,是父亲在怎么做,还要去查民心知道母亲怎么说。父和母合起来,才是完整的政治。
在孔子那个时代,记录下来就是诗经。到了这个年代,就是民间说话、小曲。在徐平前世,就是流行歌曲、电影电视、微博论坛。从这些地方,知道百姓对于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有什么看法,再去一点一点地修改,达到顺应民心的目的,这就是修德。
当然对于强调文明的政权,听到之后,怎么去顺应民心,从而收获最大的认同,有各种各样的技巧。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改错,而是获得认同感,不是知错能改的办法。有的时候立即改善让民众欢悦,有的时候故意不改,让某件事情激起众怒,最后才由政权出面给出百姓想要的结果,让百姓深切感受到这个政权永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。
晏殊问的是人性有善恶,一项政策出来,恶人觉得是善政,善人觉得是恶政,政权怎么来判断。这就是政权合法性归于查治乱之后,一定要辨人性善恶的理论原因。不然善人觉得是乱世,恶人觉得是治世,查治乱无法提供合法性。
徐平前世,美国在让同性恋合法的问题上反复折腾,出于同样的原因。如果同性恋是不正常的,让其合法,是对正常人的伤害。如果是正常的,不让其合法,同样是对正常人的伤害。这就是性善性恶论对政治影响的一个表现,会影响到非常多的政策。因为政权要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,避不过这些,不能模糊。不让正常人拥有正常的权利,会让治下之民觉得政权不把自己当自己人,并不是为了取得那少部人的支持。
中国人不会产生这种想法,因为历史上经过了性情论争辨,得出了人性朴的结论。遇到类似的事情,政权持中立的立场,不参与进去,成了一种共识。
性善性恶论,换一种说法,就是认不认为人性中有一些是不正常的,不是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理认识。哪些是正常的,哪些是不正常的,政权要包容正常,摒弃不正常。
同性恋、女权、种族问题,这些政治正确,都是在政权要包容所有正常人的角度,才激烈起来的。不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,而是要政权对某些人群的正当性表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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